• 1、假设一个人自秦朝出生，吃了永生药，他要怎样才能有机会活到现在
• 2、为什么古代出产丝绸，古代西方却不能出产
• 3、二战为什么还有骑兵
• 4、普鲁士和德意志是什么关系，现在德国人自称普鲁士人还是德意志人

1、假设一个人自秦朝出生，吃了永生药，他要怎样才能有机会活到现在

先亮答案：低调，低调，再低调！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假如可以永生，但是生命只有一次，物理化学手段也会让自己丧命，那么实际上，这就像一个贪吃蛇游戏，伴随时间得增长，尾巴越来越少，碰壁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一、生存第一招——忍气吞声

随便一刀，随便一箭的，自己无限生命就要被终结了！面对这种无限生命的诱惑，只可能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在无限生命的诱惑下，可劲地作，可劲地闹，直到有一天，作够了，不知道被哪位路人一刀收割生命了！

还有一种就是会谨小慎微，很怕自己无限的生命，会栽在路人手上！这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事情！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就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忍气吞声，不要被任何事情牵绊住，保命要紧！低调到没人认识，低调到没有任何人认识你！

二、生存第二招——学以致用

一味的指望自己，能够从秦朝一直活到现在，躲过天灾、兵祸、洪水、火灾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事情，是不现实地！运气不会总站在你这一边！所以要充分利用无限的生命，广泛的学习任何技能，技巧！上到天文，下到地理，中间横插兵、农、工、商、建筑、医学、任何自己能够学到的知识，就要去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但是还是要在谁都不知道你的前提下，谁都不知道你会这么多技能的前提下，去学习！

为什么，一旦你在某个领域真出名了！你无限的生命，与日益纯熟的技巧，会让人怀疑的！学习很多很多的知识为了什么，为了自己能够保命！

三、生存第三招——铁石心肠

无限的生命，必然面临着，你在组建家庭后，只可能是你白发人送白发人，甚至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妻子、孩子，孙儿，都会一批一批地离你远去！你要坚强，要学会铁石心肠，不然在亲人都消失后，那种孤独感，会摧！

关于子女问题，是你应该好好考虑的！因为你的生命无限，子女问题就很有意义了！从秦朝到现代，足足2000年，在这期间，你最大的依靠，纯了自己的无限生命，就是你的子女甚至是几代之后的，这些与你有血脉联系的亲人了！

任何外人都不可靠！人都有好奇心，一旦你长寿的秘密被发现，保不准有权有势的人物会对你感兴趣，生吞活剥都是有可能的！

四、生存第四招——家族迁移表

因为你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肯定会有妻子，子女的，子女慢慢长大还会有下一代，但是你，作为家族长者，长寿的秘密太过显眼，应该为家族制订一个严格的制度，每三十年一迁移，而且要避开，政治中心，避开经济中心，避开人多繁华之处，专挑荒山野岭为宜！不论三十年间，家族发展规模如何，都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寻找下一处住所！

不要试图依靠庞大的家族人口，占据一番天地，割据为王，那样死得会很快！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生存资源的争夺，这些都会成为你的催命符！

帝国运气尚且百年一轮回，就不要妄想靠你一个糟老头，建立什么世外桃源，永世占据了！不现实！

2、为什么古代出产丝绸，古代西方却不能出产

华美到极致的布料

丝绸这东西大抵算上天赐给华夏人最美好的礼物，你能想象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华夏先民就已经在生产丝织品了吗？很多时候吐槽机甚至会怀疑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取丝的传说是真的，总归应该有个聪明的先民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在东西方贸易兴起的时候，这些丝绸成了最抢手的货物，古罗马帝国为了避免黄金外流，甚至立法禁止男性穿丝绸衣服，然而毫无作用。为了取得丝绸的秘密，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东方远行。

事实上华夏确实对丝绸的秘密很珍视，足足保持了几百年才渐渐流传出去，最初是在公元前200年随移民传到朝鲜半岛，又经过对马海峡去了日本。向西的传播则明显滞后许多，虽然印度自称公元前300年就会养蚕，但他们的丝绸明显质量不行。

西方其实也产丝绸

欧洲国家养蚕抽丝可以追溯到公元552年，有传说是东罗马帝国的几个把蚕种放在中空的手杖里带了回去，吐槽机本人不太相信这个说法。蚕可以带回去，与之配套的桑树种植和饲养技术没法带的，我觉得大概率还是通过印度自然传播过去的。

欧洲的环境不太适合养蚕，大抵也就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一些地方能够成功制作丝绸，这帮哥们借由这玩意儿发了大财，只是因为生产成本太高，他们制作的丝绸卖价比运输过去的还贵，竞争力不怎么强。

而且在织布这个领域里欧洲的技能树点的有点歪，我们做丝绸取其轻滑艳丽，这帮哥们就是喜欢往厚了织，热那亚的天鹅绒曾经是西地中海最华美的布料，至于法国混纺的塔夫绸之类的也不算轻薄。顺便说一下，英格兰也曾经尝试种桑树，然而不太成功，所以他们更喜欢羊毛织物。

丝绸在西方的没落

晃荡到工业革命前后，西方的丝绸产量其实提高了很多，成本下降也不少，但是棉纺织品的盛行让这帮人没太把丝绸彻底工业化。说来也是有趣，1845年开始欧洲的蚕宝宝们开始生病，而且愈演愈烈，大面积死亡。

长期萧条后法国人夏多内伯爵又发明出人造丝，这玩意的造价比天然丝低太多，一票工业党自然兴高采烈的冲进这个领域，种桑养蚕那么费劲的事儿没人再做了。就这样，丝绸产业在欧洲逐渐没落下去。

欧洲丝绸产业没落后，生产重心自然再次回到了东亚，与日本迅速填补了这个空白，目前咱们国家依然是世界第一大丝绸生产国，每年生产总值接近10亿美元，是第二名印度的三倍以上。

总结起来吧，古代西方是可以出产丝绸，自然也是会养蚕的，只是他们的技术落后华夏很多，丝绸的制造成本高得吓人，故此没能普及。扯淡完毕。

3、二战为什么还有骑兵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二战期间，确实存在大量的骑兵部队。

以日军为例，二战中还有骑兵旅团的编制。

骑兵旅团规模很大。它一般下辖2个骑兵联队，1个骑炮兵联队，1个装甲车队，共有兵员5600人。骑兵旅团配备军马5668匹，枪3705支、重机枪12挺，野炮36门。

抗战历史上，骑兵旅团多次参战，由此曾经在第五战区多次进行侧翼包抄迂回作战，效果还不错。

为什么二战骑兵还能以这么大规模存在？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机械化、摩托化程度不够。

即便是装甲闪电战闻名的德军，其实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其余的部队仍然需要依靠马匹、马车运载物资。

这主要是当时工业化程度不够，各国生产汽车数量有限，不能满足需要。

1940年，苏联生产了14.54万辆汽车，德国约30万辆，英国也有40万辆，日本5万7330辆。这么少的数量，难以应付数百万人规模的打仗。

自然，只有一个国家例外，就是美国。

这是因为美国有世界最强大的汽车工业，1940年生产汽车447.1万辆，相当于日本10年的产量。

所以，马匹还是重要的军事运载工具。

第二，地形原因。

二战的汽车也好，装甲车也罢，越野能力都很一般，无法通过复杂地形。

而地球的地形多种多样。

以为例，有着大量复杂地形，比如水网、沼泽、山地、高原。

这些地形不适合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作战，还是需要马匹，也就是骑兵作战。

因为骑兵行军速度比步兵快得多，可以在复杂地形执行快速作战任务。

第三，二战骑兵和之前不同。

二战骑兵已经不是骑马挥刀冲锋的骑士，作战有根本性的改变。

二战骑兵骑马，只是像骑摩托车、骑骆驼一样，只是用来机动的。

所以作战之前，骑兵都会下马，将马匹集中管理。

然后，骑兵和步兵一样，在炮火掩护下作战。

所以，骑兵的缺点就消失了，缺点则被发扬。

4、普鲁士和德意志是什么关系，现在德国人自称普鲁士人还是德意志人

问答也来个三连。补上普鲁士这一环，德国历史这个话题，就算讲完整了。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万恶之源，基本代表了西方世界对普鲁士的观感。从一战到二战，德国都是战争的策源地。即便如此，大家也不能彻底否定整个德国和所有德国人。于是，普鲁士就成了最终清算对象：这家伙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

英国人只是说说，而苏联人则身体力行。进军的德国的时候，苏联红军的一个明确任务，就是铲除普鲁士的历史记忆。所以，不仅普鲁士境内的古老庄园要被毁掉，就连贵族世家的祖坟也要铲平。其中，还包括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祖坟。

但是，苏联人觉得还不彻底。

二战后，苏联要求德国必须把普鲁士首任国王的加冕地，即哥尼斯堡，划给苏联。在彻底改造后，哥尼斯堡变成了一个纯俄罗斯城市，即加里宁格勒。这个哥尼斯堡还是大哲学家康德的故乡。但现在，它已经不属于德国。

欧洲人在感情上恨死了普鲁士，苏联人在行动上清算了普鲁士。不过头点地。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悲惨命运总该有个终点了吧？

并没有。

1947年，苏联和西方世界联起手来，共同宣布：以普鲁士为名的国家正式灭亡，并不获承认。

自此之后，世界再无普鲁士。

那么，对于普鲁士，德国人又是什么观感呢？

普鲁士与德国的关系，有点儿类似于战国以后的秦国与天下的关系。秦国统一了天下，但天下人都恨秦国、也恨秦人。于是，秦国灭得最彻底。后世关于秦国和秦朝的批评，也最激烈。

普鲁士在德国就是这个待遇。

简单说，不仅欧洲人、苏联人对普鲁士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德国人自己对普鲁士同样视如仇雠。甚至，这种感情基调还是穿越时间维度的存在。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就特别不喜欢普鲁士。战后德国成长起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直接把普鲁士等同为军国主义，认为普鲁士与一脉相承。

那么，是不是因为德国人输掉了二战，所以才把罪责和怨恨推给了普鲁士？

实际上，在一战及以前，普鲁士的人设就不怎么样。

《他们已不再变老》这部纪录片，以众多英国士兵的口吻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值得玩味。

在见到德国战俘之后，英国士兵说，“很多德人其实并不坏，非常友好”。

这是一种不带成见的客观评价，但接下来的口风就变了。

“事实上，其中一些巴伐利亚人是非常正派的人”，“巴伐利亚人和萨克逊人，他们是德国人中比较文明的，可能因为有英国血统吧”。

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很友好，而是巴伐利亚人和德国的撒克逊人很友好。那么，普鲁士人呢？

“之前，有个德国伤员，应该是巴伐利亚人，我们（英国士兵）对他很好，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他甚至也开始咒骂普鲁士人”。

不仅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而且连德国俘虏也跟着英国人咒骂普鲁士人了。

“我们前方遇到（德国的）撒克逊人，甚至会提醒我们，要跟他们换防的是普鲁士人。他们憎恨普鲁士人。普鲁士人就是一群残忍的混蛋”。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战战场上的德国士兵未必恨英国人，却特别恨普鲁士人。

所以，对于普鲁士的恨，是不分地域的。而且，还是穿越时间的，现在是这样、以前是这样；二战后是这样，二战前是这样。

但正如“祖龙魂死业犹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一样，现代德国的统一框架和底层精神，恰恰源自普鲁士。从德国自身的历史来说，普鲁士必须居于核心地位。

首先，普鲁士实现了德国统一。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你只能说那是一个德意志地区，而不能说是统一的国家。正是因为普鲁士崛起了，德国才实现了统一。是普鲁士人统一了德国，建立了现代德国。有了这个历史事实做背书，普鲁士的地位就不能被忽视，也无法被撼动。这就如秦国和秦朝不能被忽视一样：大一统加中央集权标志着实现了政治早熟、建立了“现代”国家。这个历史路径是从秦朝开始的，而不是从汉开始，更不是从周开始。

其次，普鲁士奠定了德国的底层精神。今天我们对德国人的总体印象，即德国的民族性，比如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等等这些都源自普鲁士，而不是巴伐利亚、符腾堡等南德地区。一盘散沙加分崩离析的神圣罗马帝国，更不会涌现出这些东西。正是因为普鲁士统一了德国，才把自己的这些特质变成了德国的特质。

所以，追溯德国特质的形成，一定要从普鲁士身上寻找答案。

普鲁士的源头，不是某个部落，也不是某个贵族，更不是某个地区，而是条顿骑士团。这是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所以，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军事组织的纪律性，天然成为这伙人的精神气质。

同时，条顿骑士团，还是一个宗教性的组织。所以，宗教对它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当时，宗教的最大影响就是东征。这是来自罗马教会的呼召：你们要向东殖民，去征服和改造异教徒。条顿骑士团，自当义不容辞。

正是在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条顿骑士团从一个宗教性的封建军事组织，发展成一个统治17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00万人口的准国家组织。在诸侯林立的欧洲，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体量。

但这时候，条顿骑士团还听命于罗马教会。

随即，马丁•路德掀起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当时的骑士团大团长，亲自去拜见了马丁•路德。在路德的建议下，骑士团改为世俗国家，正式与罗马教会决裂，建立了普鲁士公国。

之后，普鲁士成为新教在东北欧地区的桥头堡。新教在这个地区的第一场布道，就选在了普鲁士的哥尼斯堡。

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两个底层精神来源，也就出现了：一个是骑士团，一个是新教。骑士团的纪律、苦行、协作和尚武，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彻底性，共同注入到了普鲁士的民族特质之中。

而向东殖民的过程中，普鲁士越来越远离欧洲的文明中心罗马，而越来越接近斯拉夫文化圈。所以，远征的艰苦和征战，斯拉夫人的坚忍和服从，又对普鲁士进行了一种“深入灵魂”的改造。

骑士团、新教、远征和斯拉夫，以及远离罗马，等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你不能说普鲁士是罗马的，因为它远离罗马；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传统的，因为它改信新教；你也不能说普鲁士是世俗的，因为它来自骑士团；甚至，你都很难说它是德意志的，因为它的发展历程独树一帜。

歧视源自选择，选择源自不同。一个与众不同的普鲁士，也就难免遭遇各种歧视和非议了。

而接下来，普鲁士还要继续与众不同。

近代欧洲之所以崛起，一是因为资本主义，二是因为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砸破了封建枷锁；理性主义砸破了宗教牢笼。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不是这样。具体而言，普鲁士崛起主要有两个可见的支点，和一个贯穿其中的逻辑。

第一个支点：官僚制。

从理性主义生长出了现代国家。而现代国家的标配就是官僚制。权可认为这是欧洲现代化的一般路径。

这里所谓的官僚制，你完全可以认为是早在秦朝就建立的官僚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所说，“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

普鲁士建立官僚制的过程，更接近于战国时代的秦国。

三十年战争打完之后，继位的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立即着手建立国家常备军。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建立常备军？

因为竞争激烈。

三十年战争期间，新教和天主教的把德意志当成了主战场，在这里反复冲杀。后期，外国开进普鲁士的时候，首先遭遇的不是敌人，而是饥饿。因为普鲁士已经俨然被动“坚壁清野”了，很多地方被杀成了无人区。

所以，为了生存，普鲁士必须建立常备军。接下来就是一条类似于秦国变法的连锁反应：为了养活常备军，就要收税；为了收税，就要建立官僚制。于是，一个专业化、高效率的官僚体系就在普鲁士诞生了。

我们一般认为德国人的效率高，实际上不是德国的人效率高，而是德国的国家效率高。而德国的国家之所以效率高，就是因为官僚制。有了专业化、体系化的官僚制，你才能效率高，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

从秦战国到秦朝，也是同样的逻辑链条：因为竞争激烈，所以要整军备战；因为要整军备战，所以要集中资源；因为要集中资源，所以要革新国家组织模式。而革新的国家组织模式，就是官僚制。

同时，普鲁士的一些做法，完全就是秦政秦制翻版。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开运河、修桥梁；比如搞统一币制，建立全国性的邮政系统。这与始皇帝驰道天下、统一度量衡如出一辙。秦朝对农业生产高度干涉，甚至播多少种子都要规定到法令中。而普鲁士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则强令全国百姓吃土豆、种土豆。为了保护水土、促进农业，普鲁士规定农民在结婚之前必须种满12棵树。这种精细化的官僚操作，你在传统欧洲，甚至近代欧洲，都很难找到类比的对象，却都可以拿来与秦国类比。

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崛起路径，应该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的思想觉醒，然后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社会运动，最后逐渐实现了现代化。而国家仅仅负责完成最后一环。英国和美国就是这套标准流程。

但普鲁士的崛起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国家是监护人、国家是推动者、国家是组织者。自上而下，就是普鲁士的发展特征。

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完全是普鲁士模式在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广泛溢出。而最高效率的溢出，就是战争。民族主义成形于法国。拿破仑打遍欧洲之后，民族主义就溢出到了整个欧洲大陆。这套逻辑同样适用于普鲁士和德国的统一。所以，理解普鲁士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普鲁士。

第二个支点：普鲁士的。

“其他的国家是拥有一支，但普鲁士却是一支拥有一个国家。”

但是，法国有拿破仑的军事，英国有克伦威尔的军事革命。然而，普鲁士的，却从未发动过和革命。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普鲁士的，而不能简单地将其等同为军国主义。

在普鲁士的地位，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要么走在国家的前面，成为改革的急先锋；要么走在国家的后面，成为保守的反对派。

普鲁士的属于前者。

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建立普鲁士的国家常备军。于是，有了官僚制的连锁反应，即：为了养兵，必须收税；为了收税，必须用官。

但官僚制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结构转型，所以这个连锁反应缺少了重要一环，即：普鲁士怎么搞定反对派？怎么才能把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到官僚手中？

实际上，这就是政治集权的问题。在秦战国，主要是通过商鞅变法实现的。而在普鲁士，则主要是通过来实现的。

因为三十年战争打得实在太惨，还因为普鲁士处于四战之地，所以必须打造统一的国家。这是基本共识。但建立起来之后，应该由谁指挥？如果由贵族来指挥，那还不如不没有。所以，要由君主来指挥。到这一步，还是商鞅变法的套路。

但是，接下来则出现了分叉：官僚制、尚首功，然后干废贵族，这是秦战国的路子；而普鲁士则是让贵族加入，担任军官和君主的侍从。贵族被普鲁士的吸收了。所以，普鲁士的成了国王和贵族间的联系纽带。

在普鲁士很重要，但普鲁士的为什么能打？

优先，一直是普鲁士的国家传统。脉络之下还有脉络、地基之下还有地基。而普鲁士最深的脉络和最底的地基，恰是条顿骑士团这个军事组织。所以，优先也就不奇怪了。这个路径依赖一旦确定，普鲁士就只能越来越重要，直至被打造成欧洲的样板。

制度再先进，也要靠人来执行。在这个过程中，“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跟那个大选侯同名，但不是一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鲁士是个奇葩，“士兵国王”则是奇葩中的奇葩。

“士兵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完全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而这种吝啬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忧虑这个吝啬孩子将来会怎么当国王。果不其然，当了国王之后，这家伙堪称吝啬到变态：各种排场花费一律砍掉、全国财政亲自审查。在花钱这件事上，“士兵国王”要多认真有多认真。

但唯一例外的就是。

对于，“士兵国王”不仅肯花钱，而且花大钱。就是在他当国王期间，普鲁士的从3.8万人扩张到8万人。在当时，普鲁士的总人口在欧洲排在第十三，而数量却能排进前五。如此规模的匹配如此体量的国家，必然导致畸形的财政安排。普鲁士的年财政收入是700多万银币，却竟有600万花在上。所以说普鲁士是拥有国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接下来是腓特烈大帝，他高度重视的技能和的精神。军事演习，就是腓特烈大帝率先开创的。通过平时的军事演习，普鲁士不断磨练军事技能，提高了战术水平，脱胎为欧洲的样板。同时，腓特烈大帝还把普鲁士的国家主义注入到了普鲁士，强调不是为国王打仗，而是为国家打仗。

真正检验普鲁士的，当然是战争。七年战争期间，作为英国的同盟，普鲁士独自面对法、俄、奥三大强国。普鲁士的人口是500万，法、俄、奥的人口是8000万。但就是在这种悬殊对比的情况下，普鲁士硬是扛到了最后。

除了腓特烈大帝的明智指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普鲁士拥有一支堪称欧洲样板的。普鲁士的，成就了腓特烈大帝的威名。

但是，1806年，普鲁士遭遇了真正的劲敌。这个劲敌就是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的样板一败涂地。战败之后，领土被割走一半，由20多万人裁减到4万2千人，而且还要赔款一亿两千万法郎。

但60余年后，普鲁士的一雪前耻，六个礼拜就将法国打到投降。而且，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统一了德国，建立了强大的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普鲁士是怎么重新崛起的？

一个逻辑：自上而下。

从普鲁士的官僚制到普鲁士的，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运作特征。那就是普鲁士一直不断创新、不断改革，而创新和改革的一直是自上而下。

英国、美国，甚至法国，这些国家的近现代化，都是自下而上的。但普鲁士是自上而下，也就是国家主导、国家推动。

耶拿会战后，普鲁士痛定思痛，立即着手分析原因、实施改革。

普鲁士的战败原因，不是自己太差，而是对手太强。但对手的这种强，不是质量和数量的强，而是结构的强。样板的普鲁士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排队枪毙”的线式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普鲁士的能够组成密集队形，然后一枪不发地压向敌人，在接近敌人后按照命令统一开枪。这是普鲁士的优势，却在耶拿会战中成了劣势。

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这就是拿破仑的战争三板斧。可能未必管用，但炮兵出身的拿破仑则把炮兵运用发挥到了极致。（PS：法国的炮兵学的是普鲁士，但进行了重新编组，能够灵活在战场上移动，能够有效支援步兵）所以，密集队形的普鲁士一旦遭遇法国炮兵，就是一场灾难。

同时，拿破仑创造了师一级的军事单位。师这一级，不仅能够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而且能够更为灵活的独立部署。这时候，法国就是由一个又一个的师组成的模块，排兵布阵成了拼图游戏。而普鲁士的结构，却仍然是几十、上百个营隶属于一个统一的大兵团。在战场上，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也就立见分晓了。

此外，法国主要是革命，训练时间短、士兵不专业。所以，法国直接放弃了密集队形的“排队枪毙”，而是组成了各种小而灵的作战队形，横队、纵队、散兵应有尽有。在配合上炮兵以及师一级的战争模块，法国打普鲁士，就成了高维打低维。

但是，这些原因属于后视之明。当时的普鲁士未必能够找到。普鲁士只能看到海面上的冰山，所以改革只能从看得到的地方着手，诸如成立统一的陆军部、开放军官团以及设立军校等等。

但是，这些改革统统没用。因为根本就没有落地。但是有一点改革却发挥了作用，那就是：拿破仑的怎么干，普鲁士的就怎么改。

1813年莱比锡会战中，打头阵的普鲁士的就是按照法国的，再一次迎战拿破仑。战后，甚至连拿破仑都说：“这帮畜牲已经学到一些东西了。”

但是，普鲁士学到的，还不止如此。拿破仑首创了师一级军事单位，而普鲁士则首创了参谋部的指挥幕僚机构。

大兵团作战，往往依赖将军的聪明睿智。所以，才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说。但是，一个人再怎么睿智，也无法如臂使指地指挥庞大规模的。超过一定规模，将军不仅点不过来，而且也指挥不过来。比如莱比锡会战中，法国有18万人，但有一半以上的没被指挥到，也就没有发挥作用。所以，只有专业化的军事幕僚组织，即参谋部，才能指挥得动大兵团。

此外，还有以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创新。在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定的前提下，只能在不确定性中适应战争，而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所以，虽然德国在一战和二战都战败了，但德国的战术从不落伍，甚至一直超前。这就是军事思想的作用。

自上而下的逻辑，一直主导着普鲁士的改革和创新。同时，自上而下的逻辑，也主导了普鲁士的国家改革和发展。

1806年以后，普鲁士着手实施了施泰因和哈登堡改革。这场改革，包括解放农民、城市改革、行政改革和军事改革。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普鲁士就获得了再次崛起。通过改革，普鲁士的国家权力直达社会基层，行政管理能力再一次升级。

1870年，普鲁士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石罐头”，竟然实现了帝国再造，建立了一个足以改变欧洲格局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那么，德国人、欧洲人，甚至苏联人，为什么都恨普鲁士呢？

没必要寻找其他解释。与众不同，就会招人恨。普鲁士的独特发展路径、行为以及外在表现，使它成了欧洲的一朵奇葩。普鲁士跟谁都不一样。挨骂也就再正常不过了。在普鲁士崛起的过程中，最招人恨的，可能还不是普鲁士，应该是法国。因为法国把自家国王都给杀了，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奇葩而是变态。所以，几乎全部的欧洲王国，不仅恨法国，而且怕法国。一战以后，比德国更招人恨的，是苏联。因为苏联比德国的普鲁士风格，更为与众不同。放到今天，也是一样。

普鲁士对德国很重要、对历史有影响，那普鲁士有什么问题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轴。守时、尽职、讲效率、组织性、纪律性的反面，就是轴。一战之前，德国只有一套作战方案，就是施里芬计划：无论跟谁打仗，都要先灭掉法国。连德皇威廉二世都看不下去了，就问我们能不能不打法国、先打俄国。但总参谋部的回话是我们只有一套作战方案。普鲁士和德国的不、不革命，也不。但是，它极为讲求专业化，打仗是的专业，所以皇帝也要靠边儿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需要承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轴。否则，德国先打俄国，法国未必插手，一战很可能不会打成世界大战。

再一个隐含其中的问题，就是负担。

历史提供了经验，但历史也提供了负担。越是历史深厚的国家，其所背负的行囊也就越是沉重。比如侵略苏联的时候，德国就把向东殖民当成了历史依据。向东殖民，实际成了一种历史的负担。

优先也是一种负担。两次世界大战都策源在德国，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英国人擅长搞外交，德国人擅长搞军事。遇到事情，英国人想的是：能不能谈判，而德国人想的是：能不能打赢。

而普鲁士最沉重的负担，则是国家主义。普鲁士能搞国家、能搞官僚制、能够坚持自上而下，都是因为国家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权重过大。好处是效率特别高，而坏处则是导致社会难以发挥缓冲作用。在，更无法阻止国家犯错误。

德皇说打法国、总参谋部马上画策、立即动员，老百姓说啥也不好使，甚至议会也要靠边儿站。挞伐欧洲、侵略苏联，几乎是想干啥就干啥。如果换做是英国和美国，能搞成吗？

功过是非也罢，普鲁士的影响都不能被忽视。虽然世界已无普鲁士，但理解德国却始终不能绕开普鲁士。